金融是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而改坚强莫能胜之。京津冀协同发展，企业搬家、人才迁徙，是有形；资本流动、数据清洗，是无形，将有形和无形粘合在一起的正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引导产业转型，提升区域能级，金融没有大张旗鼓地腾笼换鸟，而是实实在在反映着现状，参与着进程，昭示着未来。
金融是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而改坚强莫能胜之。京津冀协同发展，企业搬家、人才迁徙，是有形；资本流动、数据清洗，是无形，将有形和无形粘合在一起的正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引导产业转型，提升区域能级，金融没有大张旗鼓地腾笼换鸟，而是实实在在反映着现状，参与着进程，昭示着未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金融企业该怎么办？
在两天密集的行程中，《国际金融报》记者走访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采访了数十位当地政府官员、金融高管、经济学家和普通职员。随着采访的深入，金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清晰，让角色变得丰满和具象的，是三条金融街(区)。
不愿意离开北京
5月的北京已是盛夏的味道。在鳞次栉比的大楼间穿行，走上5分钟便汗流浃背。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合创”)副总裁吴涛的车停在了金融大道路口，距离他要拜访的客户单位还要走上几步路。
东华合创是一家专业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为医疗、政府、金融、电信制造等行业提供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办公大楼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内。从中关村到金融街十数公里的路程，开车要花上个把小时。
“离开北京？一直都想！可是，像我们这样的科技企业，中关村还是第一选择。”吴涛是山东人，妻子和孩子在山东工作和学习。现在，他每周都要搭乘高铁往返北京和山东两座城市。所幸，东华合创正在山东进行一个项目谈判，这样一来，他有更多的时间留在老家。
吴涛的企业落户中关村，但他并没有在北京安家。正如他说的，他不打算留在北京。原因很简单：“北京的生活成本太高了。”其实，企业在北京的运营成本也很高。他给记者透露了一个数字，“在北京，聘一个工程师，一年需要花费60万-70万元。如果在天津或者河北，可能只需要一半的价钱。”
“企业不愿意离开北京，不为别的，就是在这儿离决策机构近，机会多。”吴涛说，“至于跟金融机构打交道，其实，在哪儿都一样。只要你手上有项目，特别是好(政府)项目，找银行贷款很容易。好企业从来不缺资金。”
任远(化名)是地道的北京人，在一家大型金融机构从事风险控制的工作。去年年底，他在五环附近买了一套房，准备结婚。从婚房到金融街，他每天需要倒两趟地铁，花上1个小时。从地铁复兴门站出来，买一杯星巴克，快步走上10分钟便到了办公室。
虽然辛苦，但真要离开北京，任远也不乐意。京津冀协同发展，任远所在的后台运营被认为是最应该“外迁”的部门，他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如果部门真要搬走，我可能就得另找一份工作。”
宁愿辞职也不愿意离开北京？任远的回答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很有温度。他说：“刚有了一个家，不想离得太远。就算公司给补贴，天津、河北的交通也很方便，但是，这些都比不了亲情。”
员工不想走，企业家不想走，那么，金融机构想走吗？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金融高管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们的楼在金融街，一行三会也在金融街。如果说要做业务，在哪里都一样；但是，要(了解)政策，还得待在北京。毕竟离监管层比较近。”
北京没有金融资源
“北京没有金融资源。”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它是金融的决策中心和管理中心，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源都在上海。金融机构的业务是全国统一的，没有在哪儿做，做什么的问题。”
这样一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金融协同作用是否就不存在？曹远征解释：“中国正在进行新一轮城市化发展，特大城市群已经形成，包括之前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现在最火热的京津冀。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为中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而金融发展是核心，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怎么理解？曹远征告诉记者：“金融像水一样，全国统一标准。但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支点非常重要。这就是所谓的功能定位。比如，北京拥有大量金融主体和机构，这是决策中心和管理中心的天然吸引力；天津是北方的市场中心；河北可以连接两个中心的环节应该是后台和服务。”
“我们觉得，金融一体化、金融的协同发展可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破口。”在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梁朋看来，“金融对整个产业的推动融合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而京津冀产业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
如果选择金融作为突破口，从哪里入手？梁朋的答案是：“从财税体制、金融制度等领域出发，构建一个利益共同体。”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似乎并不容易。北京市金融局党组书记霍学文对于“构建利益共同体”避重就轻，他只是强调，北京已经分别与天津、河北签署金融合作协议，随着三地金融合作进一步深入，将为三地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瑞士在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助力副总裁白蕾在给《国际金融报》记者的回复邮件中提到：“城市集群的扩张可能会将大区域纳入同一个经济区，有助于区域进一步专业化，促进人才和投资流动，而这些区域中心可以向邻近城市提供量身定制的金融、营销和研发服务。在此背景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保险公司提供了更多机会。”
“地区集群和经济区各不相同，可能具有各自独特的风险和产业特征。这就需要保险公司提供定制的解决方案，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区域和省级保险公司为本地客户服务，全国性保险公司需要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挖掘机会。”不过，白蕾也提醒说，“一些城市群的价值集中度明显提高，比如，专注于高科技半导体行业的集群可能给保险公司带来风险积累；日益提高的专业化程度也将增加业务中断风险和供应商业务中断风险的潜在损失。这都取决于企业是否购买了足够的保险。”
天津热炒中央商务区
与北京的不冷不热相比，天津与河北表现得积极主动，并且已经有了自己清晰的功能定位。刚在天津滨海新区与当地政府打过交道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天津市政府已经有了很多思考，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中。相比之下，天津在承接北京金融资源过程中更有优势。”
事实上，2008年开通的京津城际列车打通了两座城市之间地域上的阻隔。5月20日，当《国际金融报》搭乘C字头“和谐号”动车从北京南站出发，59分钟抵达天津塘沽车站。从塘沽站打车不足10分钟便能看到天津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的办公大楼。
在这幢楼里，展示着中心商务区的过去和未来。“自从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概念以来，我们去年一年接待了两三千人，包括兄弟城市的政府官员、企业高管、新闻媒体。”中心商务区媒体负责人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根据规划，中心商务区包括：响螺湾商务区、于家堡金融区、解放路(天碱)商业区、大沽宜居生活区和蓝鲸岛五个板块。截至2014年一季度，中心商务区累计注册企业2584家，注册资本金1652.8亿元。其中，注册的金融类企业492家，注册资本金1493.2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已落户中心商务区的北京机构有138家，世界五百强企业10家，国有五百强企业12家。金融类企业79家，注册资金达到708亿元。用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史继平的话说：“我们要加快对接北京资源，努力打造京津冀第二金融街，将中心商务区建设成为央企的第二聚集地。”
“北京在各方面的优势都非常明显，所以中心商务区在建立初期就明确了差异化发展的战略，旨在打造北方的运营中心和市场中心。”史继平告诉记者，“我们将从三方面进行落实，一是在加大于家堡金融区发展创新金融业务的力度；二是传统金融服务中的增量部分进步部分转移；三是企业的行政总部、运营研发中心尝试转移。”
“一楼一策”招商方式
从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出发，经过海河开启大桥，只需一刻钟便从于家堡金融区到了响螺湾商务区。同于家堡金融区大兴土木不同，响螺湾商务区的雏形已经基本显现，包括华贸大厦，旷世国际大厦，浙商大厦，华泰大厦，中船重工大厦，燕赵大厦等楼宇已经基本建设完工。
楼宇建设都是市场化的行为，投资主体都是各大房地产开发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政府在建设过程中主要的支出公路和绿化等基础建设的投入，同时，也给这些参与楼宇建设的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了政策优惠。
“为了准确定位楼宇特色，中心商务区在规划之初，制定了‘一楼一策’的招商方式，即按照‘一楼一主体，一楼一主业’的要求进行点对点招商，进一步发挥产业聚集效应的吸引力，促进区域内的合理配置，实现楼宇经济的长足发展。”天津滨海浙商地产执行总裁周忻向记者透露，“比如，华贸大厦以金融物流为主，浙商大厦包含了国际酒店公寓、精装工作室、写字楼和主题商业街，国泰大厦也有大型的五百强企业入驻。”
不过，《国际金融报》记者在下午3点左右来到响螺湾商务区时，街上和大楼里似乎都没有什么人，只有几个建筑工人在河边钓鱼。再一细问，目前，真正投入使用的大楼并不多，“到了晚上，商务区里一盏路灯都没有”。一位滨海新区本地司机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基于当前于家堡商务楼宇和高铁站尚处建设阶段，注册的企业在这里办公的还不多，这也是一个新兴建设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和阶段特征。”史继平解释，随着于家堡楼宇的落成、高铁站的开通，将有一大批企业陆续迁往于家堡实地办公。
目前，包括华夏人寿、天津农商行、天津股权交易所、深福保、大公国际等知名企业已经完成签约并明确入驻楼宇。与此同时，北京瑞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等一批来自北京的金融服务企业开始进驻到中心商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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