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饭桌上有很多吸管，方便董宇喝流食。
而他骨子里很喜欢尝试不同味道的菜，他还爱喝可乐，“带气泡比较爽”。母亲认为可乐有害健康，没有母亲的帮助，他无法打开可乐。去年有一晚在肯德基过夜，他点了10杯冰可乐，从凌晨喝到了天亮。
这次出门之前，他和母亲为穿什么衣服争吵起来。母亲认为他应该穿深色的衣服，他在外吃饭不方便，很容易弄脏，但是他想穿一件米白色的卫衣，“想体面一点，展现一下审美。”
平时，他喜欢高领，母亲说“穿起来太费劲”；他喜欢厚底鞋，母亲说“配小细腿不协调，也不好穿”。
他一般听从母亲。这次出行，他执意换上了自己喜欢的米白色卫衣。
回家的路上，他笑着对我说，他不喜欢被保护在家里，一旦出门，他只想看前面，不想看后面的人，想有多快跑多快，“我想把原来那个瞻前顾后、反复纠结的自己慢慢改造掉。”
我忽然想起，音乐节现场和酒吧的强劲声响对他神经的刺激，我问他，身体不会难受吗？
他说，正因为敏感，他渴望更刺激的东西锻造他的神经。他还喜欢足球和篮球，运动员在球场上超越自己，那种身体之间激烈的对抗，正是他所缺失的。
出门的风暴
滹沱音乐节之行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董宇对于回家畏怯起来。
10月17日，到家的第二天，一家河北本地媒体通过残联联系到了董宇的父亲，表达了采访意愿。中午，刚坐下来吃饭，林惠芳说：“有什么可宣传的，你只是一个爱好而已，然后你整天得靠家人（照顾），基本的生活能力都不是那么具备。”
从2016年董宇出门看现场演出起，他和父母经常就此爆发冲突。董宇弟弟董跃记得，父亲曾把哥哥关到屋子里，用铁棍吓唬他。
董宇说，他打算写书，正在积累素材，和媒体建立联系是好事。
“你一事无成，还有什么可写的？”林惠芳反问。
听到争论声，在客厅的父亲董齐勇也冲进了厨房：“你愿意（接受）采访吗？你做出什么贡献？宣传什么？”说回写书的事，父亲说：“你不要利用你的残疾去怎么着......看我这残障人都这么热爱音乐。”
那个被无数网友追捧的被托举起来的视频，林惠芳回忆，当时看了一眼，“难受”，就划过去了。董宇的舅舅曾把视频发到家族群里，她怕丈夫看见，偷偷拿手机删掉了。她曾对董宇说，“为什么他们不抬别人就抬你？那不就是因为别人没有坐轮椅，而你坐轮椅吗？”
此时，董齐勇正在气头上，对儿子说：“你天天往外跑，我估计这个家庭都快破裂了。”
“咱这几口人，咱就平平安安，平平淡淡过普通人的日子。”林惠芳的手捂着心头，“你在外面飘着，我这个心整天都是揪着的。”她提到，有一次董宇出门掉了手机，有人捡到打电话过来，说他在马路上，车也很多，她听了很担心。
每次从音乐节现场回到了家里，董宇感觉自己又被“打回了原形”，“自信心的火种刚被点燃，我爸妈就得给我泼一盆冷水，我被压得很低很低。”
10月11日，滹沱音乐节临行前，董宇和母亲又争执了起来。
董宇向母亲提到了自己对媒体建议在音乐节增加无障碍卫生间的事，他仰着头，神情骄傲。
“它增加不增加跟我也没有关系，知道吗？”林惠芳说，“我没有那么无私，我也不那么博爱，我只关注你本身这儿。”
董宇重申，他相信可以通过社会的举措改变人的观念。
“我真是不太相信，我还看不清现在的人心。”林惠芳说。
他想起小时候，他想去电影院、游乐场和商城，母亲会推说，带他出门太麻烦了。和母亲出门，如果楼道有人经过，母亲会挡住他或者假装帮他理衣服。他认为母亲将自己代入了他，把他们看成一个共同体，觉得有耻感。这种耻感变成了保护和禁锢。
抚育一个脑瘫孩子长大，建立起稳定的生活，这对父母曾付出了巨大心力。林惠芳回忆，董宇六个月时，他们发现他不会爬，只能坐着或躺着。到了两岁，还不会走，去医院检查发现患有小儿脑瘫。之后的几年里，他们跑遍了天津、石家庄、北京的医院，倾尽心力想把儿子的病治好。
董齐勇记得，那会董宇吃中药都要哭，“我们都心疼，（药）太苦了。”
他告诉我，一开始并不想要二胎，“都想尽力给他（董宇）治好了。”
治疗和康复的效果并不理想。身边的人都劝，“像他这样能自理吗？”董齐勇回忆，“像我们岁数要是大的话，之后我们谁能照顾他？”他们才决定要老二。
林惠芳今年50岁，丈夫比她大一岁，是火车站安检员，两人经人介绍结婚。她在师范中专毕业后，分配当教师，工作稳定，教书30年，慢慢跻身小学的教导处主任。
10月18日晚上，告别董宇家前一天，我和林惠芳单独聊了一次。
饭桌上，我们相对而坐，她一会盯着我，一会看手机，常常是我问一句，她答一句，谈话进行得艰难，几次陷入沉默。
我问起林惠芳出门挡住董宇的事，她说董宇站着晃晃的，人或者狗经过时，他容易紧张，所以她才挡住他。她没想到儿子想得这么多。
她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董宇7岁，刚做完跟骨延长术，他们陪着董宇练，那时候儿子状态挺好的，“能走很远”。等儿子大了一点有了自己的思想，“好像不注重这方面，就想别的了。”
她说，她对董宇的期望就是做一个普通人，没考虑他以后的发展，她也不需要儿子挣钱，只要儿子做康复锻炼就好，“自个儿功能恢复一下。”
她感叹儿子太理想主义了，现在有点“务虚”。林惠芳说，她现在不想谈价值了，“真是因为已经看透了，我可能也是被生活折磨的。”
董宇曾评价母亲，过着两点一线的平凡日子。对此林惠芳说，“我们这边人一般都是这样的，家里面有老人，有孩子的。”
林惠芳说，他们一家人很少出门旅游，就算出门也不会太远，“有老的小的感觉有点顾不过来了。”她解释，他们小县城的人，也很少外出务工，一般都留在本地。她说，董宇和他们不一样，“我们都愿意宅在家里边”。
董宇去音乐节这些年，父母没有一次一起去过。
上次迷笛音乐节回来，他的轮椅沾满黄泥，父亲洗干净了，装上了新的控制器。每次他出门，轮椅都是父亲默默修好的。
10月14日，他的轮椅行驶在音乐节草地上，像是一辆越野车，随时有侧翻的危险，我需要扶住轮椅；他看演出，没顾上吃饭，我买了鸡排，用叉子喂他；他没法自己喝水，我帮他插上吸管。
我们事前约定，这趟出行彼此保持距离，董宇希望我如实记录他出行遇到的障碍。但是当看到他遇到困难，我还是忍不住上前帮忙了。董宇调侃，总是在担忧和照顾的我，似乎也很像他的母亲。
“死水”
从滹沱音乐节回程，下了高铁，汽车行驶在线条平整、单一的马路上，路边的大牌子上写着“IndustryCity（工业城市）”，视线所及，一切是那么开阔，可又灰蒙蒙一片，这就是华北平原上的霸州。
过去二十多年，他几乎一直待在县城的家里，更准确地说是那张床上，生活丝毫没有变化，家具摆在原位，他说像左手摸右手一样，”我就是太厌烦这种环境了”。
现在，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微商，如果你第一次加董宇微信，通过好友，他会立马给你发来一串文字，解释自己做微商是为了挣钱看演出，“不可能和我爸妈要钱”。
2017年左右，原先他帮人在网上卖演出黄牛票，后来直接做微商，卖高仿衣服、鞋子。他一天会在朋友圈发30多条广告。
早期，董宇会去闲鱼发布商品，还会在贴吧里搜索寻求某种衣服款式的网友，主动私信对方。客源一点点积累起来，现在他生意好的话，一个月能挣三千块钱，但是如果那个月他要出门听现场演出，就没有时间顾生意了。
董宇说，他也不会告诉客户他的身体情况，因为不想“打感情牌”。
回头来看，从挣钱听现场到独立出行，都是艰难的前进。七岁之前，董宇无法独立行走，在他的记忆里，那段日子“挺灰暗的”。
年幼的他依靠家人才能移动，待的地方不是床上，就是椅子上。有时候，爷爷奶奶会把他抱到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他看着其他孩子跑来跑去，目光追随着他们移动。
童年董宇。受访者供图
一家人住在农村平房，他躺着，只能看到窗外灰蒙蒙的天和一只狗。4岁那年，一家搬进居民楼，他感觉和外界的距离更远了。
7岁时，父母带着他去衡水做了跟骨延长术，他才开始像学步的小孩一样，练习走路。这一微小的变化给这个家庭带来巨大的希望，他们期望通过康复训练使董宇手脚功能恢复。
董宇记得，刚尝试走路，他的脚很疼，为了让脚形成肌肉记忆、习惯下地，他仍然走。他还摔过跤，后脑勺着地。他没顾上疼痛，只感觉“挺爽的”。
他好奇地走到家里的各个角落看看，还可以独立上厕所了。他想，起码比之前自由一点，不用老麻烦别人。
此后，他开始了刻苦的训练，以地上的瓷砖为丈量工具，两块砖是一米，由于体力不够，所以得有家人扶着走。那会他每天大概能走5000米，家人都记在本子上。不到一年，他走了200多公里，相当于霸州到北京的一个来回。
他甚至想，如果他不停地走，有没有可能恢复到健全人那样。但当他走到100米时，全身大汗淋漓，脚步移动艰难，只能一点点蹭着走，很快便完全走不动。休息一下，再来一次，依旧如此。他还试过用两根手指，去捏豆子和米，却始终捏不住。每当他对抗身体天然的缺陷，都让他身体疼痛加剧。
第二年，他8岁时，弟弟出生了，家里多了点欢声笑语，父母围着小儿子忙碌。
原本他以为父母已经对他不抱期望了，当他偷听到父母和亲戚说，生弟弟是为了等他们老了之后，弟弟可以照顾他。他似乎可以接受弟弟的出生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父母的变化很大。弟弟一周岁时，他们三人一起出去拍了全家福，他看到了照片。而带他拍的照片只有各种证件，比如残障人证。
他开始对训练懈怠，慢慢搁置了。
11岁那年，父亲给他买了电脑。也是这一年，做了五年的康复训练的他，勉强可以张开手指，可以自己穿衣服。
董宇说，他那会每天沉迷在电脑小游戏上，在游戏的世界里寻找一点存在感。到点吃饭，到点睡觉。他感觉父母不想带他出门，他也接受。生活毫无波澜，他“感觉挺好的”。
慢慢地，他隐约感知到，父母对于他的成长日渐消极了。父母会谈论弟弟的学业，对弟弟的期待是考个好大学，从小要求他考班级前三，父亲会抠每个错题的问题。
弟弟没有辜负期望，成绩优异。他们家一进门，客厅的白墙贴了整整一面奖状，中间还有四张婴孩的照片，是董宇的弟弟。
客厅墙上贴满了弟弟的奖状和照片。
董宇感觉父母照顾他，更像是每天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是一种束缚。没什么事可做的时候，他的脑海里跳出了“死”的念头。但他不敢细想，认为自己没有决定生死的权利，“寻死也是给别人添麻烦，他们已经照顾我这么长时间了”，他也会想，”如果我寻死的话，就是被自己的人生彻底打败了。”
他不让家人看出他的想法，有一段时间他很爱睡觉，“睡着了什么想法都没有了，也算是一种短暂的死亡吧。”
14岁那年，他第一次工作赚钱，做网页游戏内测的兼职，只需要鼠标控制便可以完成任务。情况好的话，一天能赚七八十块钱。他用挣到的第一笔钱，给弟弟和表弟各买了一辆遥控汽车。后来又陆续给妈妈买了手表、烹饪工具，给爸爸买了衣服裤子，就算堂兄妹结婚他也不忘送礼物，“就是想要所有人知道我其实是个好的人，想让所有人因为我的存在高兴一点。”
父母会告诉亲戚他挣钱了，“对我来说也有点成就感。”
那是他最初生命中难得的价值感，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他发现挣了钱都不知道往哪里花。困在家里，失去社会关系之后，他的生活处于巨大的真空之中，“不那么爱表达自己，每天活得没什么动力”。
他发现自己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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