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董宇，不是“铁生”

那一晚，他没有射精，到了早上，怅然离开了。女孩感觉董宇的表现有点反常，主动联系到他的朋友，让他第二晚再来。他猜测，可能是女孩感受到了他的挫败感。

当天晚上，他们在酒店打来电话，董宇正在听寸铁乐队的现场，接通电话后，他故意没说话，让他们听现场的音乐，“一种欲，加上一点点突如其来的傲慢，告诉他们，我不是只在乎那方面（性）的东西。”电话里没有动静，对方挂断了。

第二晚结束后，女孩对他说，很多顾客都把她当成玩具，而董宇将她当人看待，所以她也愿意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人去对待。

再次提到这种经历，他说，必须得承认那是一种逃避，“站在欲望的那一边，先满足自己”。

现在，爱情出现了，他变得更困惑了。他安慰自己，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情就是暗恋，如果足够爱的话，人类甚至可以爱上一株仙人掌。后来他又觉得，那实在反人性。他没把握做到彻底无私，付出却不渴望拥有，“我经常骂自己，又想当婊子又立牌坊。”

林芳建议董宇，最好捋清楚到底要爱情还是生理欲望。她说，单纯解决生理需要简单，如果要爱情，特别难。董宇没说话。

他说，他特别需要和一个人建立长久的关系。过去他和父母，那是被迫绑定的感觉。16岁左右，他开始有社交的欲望，现在他微信有三千多个好友，绝大多数是客户，有十几个属于朋友，他对朋友的定义是，“长期会保持联系的”。

“我挺喜欢看一个房子慢慢搭建起来的过程。”“以前我的生命太空旷了，没有人愿意进来。”

我曾担心写这些隐私经历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告诉他决定不写。他说服我：“我希望你能把我那次行为如实地写出来。”他说，在社会观念里，给残障群体最低的生活保障，让他们吃好穿暖就好了，对他们的性需求等的偏见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他希望国内能建立满足特殊群体交流和交友需求的平台。

他严肃地表示，“我如果只能享受阳光之下的赞誉，却不敢承受阳光背面的非议，那你们的记录将毫无意义。”

现在，他以朋友身份和小希来往，小希会自己写的诗歌，他们也会一起听现场。

成为“正常人”

到访董宇家的第三天，他给我讲了一个有关“尴尬”的故事：有一对夫妻，妻子的盲人朋友要来家里做客，丈夫还没见面就反感，丈夫觉得：“在那些影片里，瞎子们行动缓慢，永远板着脸，有时还得靠导盲犬引路”。见面后，这位丈夫不断打量盲人，他惊讶于盲人不拄拐杖、不戴墨镜，而且吃饭使用熟练刀叉、会抽烟。

故事出自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大教堂》，董宇读到时，感觉像在写自己。就像他和微商老板第一次见面，对方不理解他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出门面对这么多风险，对董宇说，“其实，我以前根本没有和你们这种人打过交道，你们这种人精神是不是都像你有点疯狂”。

还有一回，他在公交站台等车，想向两个女生问路，对方立刻躲得很远。

生活中，他感觉自己与世界隔着一层壁垒，无法参与其中，“像他们不需要我们。”

对付外面的世界，他说自己专门学习了一种方法躲避陌生人的注视，那就是不看别人。

他感觉自己的肉体像是一个容器，盖子紧封，他的精神被关得死死的，每时每刻想跑出去。他说，压住他的盖子是人的观念，包括他自己的。

我问他，你现在最重要的追求是什么？

“真正的平等。”董宇说，他一直试图缩小健全人和残障人的隔阂。“但这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不是一个时代能够解决的问题。”

“你总是在关注精神，你总觉得别人看不到我，我现在有多少困难，我觉得你太关注自我。”一次交谈中，林芳对董宇说。

她认为董宇的烦恼有点空中楼阁，她建议董宇一个人租房实现独立，把自己从母亲的生活里剥离出来。

董宇说，他也很想独立，那两个月的漂泊，让他相信可以独立生活，但是他担心不能过父母这一关。

至于未来的生活，他还没计划过，他想只要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我可以天天吃外卖，请一个保洁，去洗浴中心洗澡，把电动轮椅改装得像汽车。”

眼下，他比较在意的事是写书，这是苏紫旭给他的建议。他已经写了四五篇散文，常常因为不知道怎么表达内耗，他猜想是自己积累不够，“一步一步走吧”。

至于父母原来设想的弟弟照顾哥哥，董齐勇想过，老二读书好，肯定会考出去，“也不能拦着他”。

10月21日，周六晚上十一点半，弟弟董跃才从作业中脱身，有时间和我聊聊。哥哥一次次出门，让他对董宇有了更多的尊重，“其实他有自己的能力，也能做到比较厉害的事情。”

他不好意思地说，小时候不懂事，会调侃哥哥的身体，也不愿意和同学提起哥哥。他脾气不好，哥哥像“受气包”。生活中，他照顾哥哥多一点。作为弟弟的他，更像哥哥。

董跃说，父母对自己期望很高，他很羡慕“可以追求自己喜欢的事”的哥哥。我们的对话匆匆结束了。

轮椅托举一事发生后，迷笛音乐节组委会负责人曾联系董宇，表示迷笛音乐节将永久对他免票。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买票看演出天经地义啊，我和你们没啥不一样，我不想用这个热度、这个模样，去换取任何现实当中的好处。”

他发出疑问：“中国有8500万残障人……能有多少残障人去音乐节？”

董宇说，“如果一个（残障）人去正常人群中，会引起轰动，但现在我们100个人去的话，只要去两三次，那我们就是正常人。”

这次滹沱音乐节，他还邀请了一位22岁脑瘫男孩和他的妈妈一起参加。男孩的妈妈曾向董宇表达，男孩为身体缺陷困扰，不敢出门。后来，在现场他见到了他们，那是他生活中见过的第二个残障者。

第一次见到是董宇9岁的时候，他在廊坊市一所特殊学校上学。三个男人带着一堆玩具、零食和漫画书过来，带走了三个女孩，他和同学看到，他们在诱导女孩进行猥亵行为。

当时，董宇不知道那些行为的含义，他感觉女孩们受了欺负，自己也害怕起来。他后来想，女孩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应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和同学之后被带到小黑屋关起来饿着，被警告不许乱说话。男人又来了三四拨，每次都带走不同的女孩。五个月后，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学校被取缔。

直到董宇11岁，手机里弹出一则黄色视频，他才明白那一天女孩们遭遇了什么。他自责，为什么回家都没有勇气向家人呼救。

这一年，父亲给他买了电脑，他第一件事就是在网站上寻找同学的信息，但不着痕迹。

事件过去了14年，我无法查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扎根在他脑海中的故事影响了他的人生。

董宇说，那时他开始思考远方的人，特别是他的同类。但在霸州当地，他从未见过残障人。

10月14日，在董宇所说的少有残障人士去的音乐节现场，我看到了他十分在意的无障碍卫生间。这个卫生间几乎无人使用，而男女厕门外排满了人，偶尔有几个健全人借用。

石家庄滹沱音乐节的无障碍卫生间几乎无人使用。

董齐勇曾对董宇说，出门会麻烦很多人，“你不能净依靠别人。”

董宇说，别人帮他时，他确实会有一点“不好意思”。一开始出门，他不敢找陌生人帮忙，但是他很多事情无法独立完成，只能随机找人帮忙。他后来想，“我们不是残障人，我们只是那种不太方便的人，那他们就给我们寻个方便嘛。”

他想，麻烦或许能让人连结得更紧密，他和一些朋友都是通过麻烦建立起的友情。他也不希望帮助是强制的。他提起了滹沱音乐节上两个没有给他让位子的乐迷，他们等自己喜欢的乐队也很久了。

访谈结束，他问我，“我那个素材够不够？”他还是认为，自己实在没什么值得写的。

他不愿被称作“铁生”，“铁生是一个名气挺大的作家，我感觉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匹配到那种程度。我为啥不可以成为自己呢，我宁愿当第一个董宇，我也不愿意当第二个铁生。”

多数时候，董宇倚靠在床上，与我交流。

最后一次谈话，依旧在他的房间里，他倚靠在床边，右手肘撑着床铺，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曾经幻想像一个真正的摇滚巨星一样站在舞台中央，长发披肩，身体随心所欲地摆出各种姿势，弹着吉他，把痛苦和希望唱进歌里，而台下的人随着他制造的频率一起跳动。他仿佛发起了一场革命，尽管只是一首歌的时间。

“你觉得你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摇滚明星吗？”我问他。

“我现在不就是嘛。”说完，他又笑了。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除董宇及歌手外，皆为化名）

海报设计：周寰

上一页  [1] [2] [3] [4]